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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個星期二晚上，我收到本地「SEE 網絡」的電郵，呼籲市民於星期三中午 12 時到中環聲援反對清拆天星碼頭和鐘樓的行動。同一訊息，轉眼間已經流傳、轉載於各大小本土博客網站，甚至連我自己也「破例」將之轉寄了給學生。

星期三中午，我再收到「SEE 網絡」將於晚上 7 時舉辦燭光晚會、慶祝天星碼頭的四十九歲生日的電郵訊息；午飯過後，辦公室電腦內的 RSS reader 又火速傳來「香港獨立媒體」將於晚會前一小時開始靜坐的電子通告。晚會其間，立法局議員梁國雄（長毛）希望相約群眾於星期日再行動，也不忘呼籲有心人留下電郵地址作通訊之用。我沒法想像，如不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單靠傳統的通訊方式，這些社會文化行動究竟可否以如此效率聯繫數百（甚至成千上萬）的群眾，在電光火石的危急關頭瞬速組織行動。

在西歐社會，這種推動社會文化行動的方式名叫 Netactivism（或名 Internet Activism、Cyberactivism 等），顧名思義，即利用 SMS、電郵、網站、無線網絡，甚至是新興的網誌、podcast 以及 news feed 等通訊科技而聚集、組織的社會文化行動。如果要追溯 Netactivism 的發展，大概可從 1999 年的反世貿、反全球化運動「西雅圖之戰」開始說起。

網絡籌款　街頭行動

1999 年終，世貿部長級會議於西雅圖舉行，惹來至少四萬多示威者，當中包括各國非政府組織、工會、學生會、宗教組織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分別於街頭巷尾抗議，市內重要道路陷入癱瘓狀態，雖然西雅圖警方拘捕了超過 600 名示威者，會議最後還需告吹流產。

事後，不少評論均指出，示威者的勝利，一方面歸功於街頭上的直接行動，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電子通訊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 示威者固然可以利用通訊科技互通消息，甚至快速廣傳策略部署，但資訊科技原來也有助於後勤工作，包括最重要的資源籌募。其中，MoveOn 和 Care2 這兩個以互聯網為主要平台的行動組織，除了於網站收錄、發表眾多支持草根階層和反世貿反全球化的文章外，更自辦各式各樣的網上聯署和民意調查，凝聚有志參與活動的市民，吸納大量會員，再推行極為成功的網上籌款活動，獲得不少資源，進一步推展街頭行動。

「西雅圖之戰」之後，行動組織的網上籌款活動逐漸繁盛，由選舉、反戰、環保以至保護動物權益的運動，透過互聯網籌募的資源愈來愈豐厚，組織的發展規模也愈來愈龐大；以 MoveOn 為例，他們現有約三百萬會員，需要籌款來推展行動之時，往往可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籌得以十萬美元計的款項。藉此，MoveOn 推動了不少街頭運動，也擅於利用互聯網打廣播戰 (air war) —— 那些你我或許都曾觀看過的嘲諷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的政治廣告，就是來自 MoveOn 的反布殊政治廣告比賽 Bush in 30 Seconds。MoveOn 除了於網站上結集、播放優異作品外，更有能力動用2百萬美元購買電視頻道的廣告時段，播放最後勝出的參賽作品。在 Netactivism 的運作模式之中，網上活動和現實行動多互為因果，不斷交替衍生，多元繁殖。

當然，Netactivism 的發展也惹來不少批評。有說，這種社會文化行動方式其實隱藏、複製了社會上的不平等待遇 —— 如果你負擔不起電子通訊器材和服務費，或科技識讀能力 (technological literacy) 不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發展，基本上你沒可能跨得過 Netactivism 的入門門檻。我想，這正正是發展 Netactivism 的另一重要工作：開發更簡便的網絡運作系統，向電腦公司增取優惠甚至免費器材，多設立免費公共上網接點，提供課程改善科技識讀能力。但這些說起來輕而易舉的做法，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才可付諸實行。而更核心的問題是，就算我們的通訊基建足以支援 Netactivism，我們又有沒有對不公義站起來抗爭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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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標題為〈網絡起動〉，編輯改成〈網絡爆發力〉，並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06 年 12 月 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