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台灣地震，不僅破壞了區域內多條海底通訊光纖電纜，本來「四通八達」的互聯網瞬即退化、還原成局限於本地的內聯網，將我們從虛空、抽象的網絡世界拖回比較真實、著重物理連結的地理環境之中，也向那股為新一代網絡發展（所謂「Web 2.0」現象）而歡呼高鳴的興奮情緒 —— 特別是早前《時代》雜誌將你我大小網民選為本年度最重要人物之類的聲音 —— 兜口兜面、毫不留情的潑了一盤最冰凍的冷水。
坊間輿論大都認為，這次的網絡事故敲響了「警號」，電訊管理局更形容事件為一次「小型災難」。有說，我們的電訊部門對事件的反應太遲緩，應盡快檢討同類型事故發生後的通報機制和緊急應變方案，不再讓香港變成「孤島」 —— 修辭上恍如荷李活《明日之後》式的末日災難片段，唯一的分別之處，大概是這次我們實實在在的擔演了受害者角色，不再是安坐在銀幕前、影片完結散場後全身而退的觀眾。
無「網」之災 反應迥異
在眾多的受害者中，雖然有點事後孔明的味道，有人非常冷靜的分析了本港對外通訊電纜系統的地理分佈，並質疑為何那麼多的光纖電纜主幹大都集中放置在相鄰的地震帶範圍內，光纜「走線」是否應該走得分散一點、再聰明一點。有比較關注財經發展的評論則指出，在全球信息化的大環境下，金融買賣愈來愈依賴數據傳輸，業界應該保存其他交易途徑。這種說法的潛台詞聽來非常耳熟能詳：管他什麼互聯不聯網，光纖銅纜癱不癱瘓，股永遠照炒，錢依舊照搵，秒秒鐘幾千萬上落，買賣不可停，市場永遠不死（另可參見陳滅，〈市場，去死吧〉）。然而，最廣為人稱的說法還是，電訊癱瘓為一般市民大眾帶來「不便」。其實，所謂「不便」，究竟是什麼形式的「不便」呢？
K 告訴我，因為老闆沒法從自己的房間裏透過 MSN Messenger 跟下屬聯絡，整天轉移陣地坐在辦公室大堂發施號令，加上同事又忙於找些平日根本沒時間處理的內務工作做，本來有講有笑的辦公室忽然變了受嚴重監控、氣氛異常沉重的「死城」。J 主要負責跟日本的客戶聯絡，電訊斷纜之後，被迫困在辦公室內無所事事，除了感覺無奈，還擔心下星期電纜修復後需要瘋狂加班工作，好追回進度。S 正在製作一條關於天星碼頭的影音短片，急需幾張拆毀鐘樓過程的相片，但大多數的網上影集幾乎全部「死掉」，朋友也沒法透過電郵交換消息。F 整天也連不上台灣的遊戲伺服器，上網瀏覽閒逛又好像時光倒流回到用 56K 撥號的「前寬頻」年代，一是連不上，連得上的卻又極其緩慢，沒有 ICQ，上不了 Xanga，可以登上 YouTube 卻看不到朋友推薦的短片，就連色情電影的 BT 種子也下載不到，感覺與世隔絕，除了不忘向上天說聲「多謝」，唯有早點安睡……
資訊社會機器
我想，沒有人可以否定電訊癱瘓確實為市民大眾帶來不便之處，但整體來說，受影響的領域範疇好像總離不開兩樣事情：商務工作和消閒娛樂。從這個角度看，工作和娛樂仍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裏最重要的領域，問題不過是資訊科技已經大大取代了過往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化身為我們最不以為然，但又最不可或缺的「輸送帶」，突破時空界限，送我們上班工作，接我們下班娛樂，周而復始，永不休止 —— 直至那幾條脆弱的光纖電纜受地震破壞之後，也直至我們這一刻被硬生生的拋出這條「輸送帶」、被暫時踢出這部資訊社會機器之外。
所以，電訊癱瘓為市民大眾帶來「不便」，既是工作上的「不便」，也是娛樂上的「不便」，說穿了，更是被迫摒棄於資訊社會機器之外的「不便」。但如果你我在這次事件中，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竟然」沒受絲毫影響，一向習慣面對這些「不便」，這又代表了什麼？
為此，我翻查了政府統計處剛在本年 11 月底放表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二十七號報告書》。該調查發現，在過去十二個月曾使用互聯網服務的十歲及以上人士佔所有十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為 60.8%，即平均每十個香港人當中，約六人有本錢、能力和意願投入這部龐大的資訊社會機器。換句話說，每十人就有四人沒本錢、能力或意願成為這部資訊社會機器的一部分，主動選擇或被迫面對那些我們極度討厭、活在資訊社會機器之外的「不便」。
或許，《時代》雜誌說的真沒錯，「權力歸於人民」，你我大小網民確實可以「攻佔」全球媒體，發展新型數碼民主，透過網絡進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 如果那些海底通訊光纖電纜不再「斷纜」，我們不用再次集體下線；又如果，你本來就屬於那些不論是財富、知識和技能各方面都資本豐厚、那幸運的六個（或四百二十萬）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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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另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06 年 12 月 31 日。
另請參閱：領男，〈網絡大地震：孤島中的媒體工作者〉
前個星期二晚上，我收到本地「SEE 網絡」的電郵，呼籲市民於星期三中午 12 時到中環聲援反對清拆天星碼頭和鐘樓的行動。同一訊息，轉眼間已經流傳、轉載於各大小本土博客網站，甚至連我自己也「破例」將之轉寄了給學生。
星期三中午，我再收到「SEE 網絡」將於晚上 7 時舉辦燭光晚會、慶祝天星碼頭的四十九歲生日的電郵訊息；午飯過後，辦公室電腦內的 RSS reader 又火速傳來「香港獨立媒體」將於晚會前一小時開始靜坐的電子通告。晚會其間，立法局議員梁國雄（長毛）希望相約群眾於星期日再行動，也不忘呼籲有心人留下電郵地址作通訊之用。我沒法想像，如不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單靠傳統的通訊方式，這些社會文化行動究竟可否以如此效率聯繫數百（甚至成千上萬）的群眾，在電光火石的危急關頭瞬速組織行動。
在西歐社會，這種推動社會文化行動的方式名叫 Netactivism（或名 Internet Activism、Cyberactivism 等），顧名思義，即利用 SMS、電郵、網站、無線網絡，甚至是新興的網誌、podcast 以及 news feed 等通訊科技而聚集、組織的社會文化行動。如果要追溯 Netactivism 的發展，大概可從 1999 年的反世貿、反全球化運動「西雅圖之戰」開始說起。
網絡籌款 街頭行動
1999 年終，世貿部長級會議於西雅圖舉行，惹來至少四萬多示威者，當中包括各國非政府組織、工會、學生會、宗教組織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分別於街頭巷尾抗議，市內重要道路陷入癱瘓狀態，雖然西雅圖警方拘捕了超過 600 名示威者，會議最後還需告吹流產。
事後，不少評論均指出，示威者的勝利，一方面歸功於街頭上的直接行動，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電子通訊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 示威者固然可以利用通訊科技互通消息，甚至快速廣傳策略部署，但資訊科技原來也有助於後勤工作，包括最重要的資源籌募。其中，MoveOn 和 Care2 這兩個以互聯網為主要平台的行動組織，除了於網站收錄、發表眾多支持草根階層和反世貿反全球化的文章外，更自辦各式各樣的網上聯署和民意調查，凝聚有志參與活動的市民，吸納大量會員，再推行極為成功的網上籌款活動，獲得不少資源，進一步推展街頭行動。
「西雅圖之戰」之後，行動組織的網上籌款活動逐漸繁盛，由選舉、反戰、環保以至保護動物權益的運動，透過互聯網籌募的資源愈來愈豐厚，組織的發展規模也愈來愈龐大；以 MoveOn 為例，他們現有約三百萬會員，需要籌款來推展行動之時，往往可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籌得以十萬美元計的款項。藉此，MoveOn 推動了不少街頭運動，也擅於利用互聯網打廣播戰 (air war) —— 那些你我或許都曾觀看過的嘲諷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的政治廣告，就是來自 MoveOn 的反布殊政治廣告比賽 Bush in 30 Seconds。MoveOn 除了於網站上結集、播放優異作品外，更有能力動用2百萬美元購買電視頻道的廣告時段，播放最後勝出的參賽作品。在 Netactivism 的運作模式之中，網上活動和現實行動多互為因果，不斷交替衍生，多元繁殖。
當然，Netactivism 的發展也惹來不少批評。有說，這種社會文化行動方式其實隱藏、複製了社會上的不平等待遇 —— 如果你負擔不起電子通訊器材和服務費，或科技識讀能力 (technological literacy) 不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發展，基本上你沒可能跨得過 Netactivism 的入門門檻。我想，這正正是發展 Netactivism 的另一重要工作：開發更簡便的網絡運作系統，向電腦公司增取優惠甚至免費器材，多設立免費公共上網接點，提供課程改善科技識讀能力。但這些說起來輕而易舉的做法，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才可付諸實行。而更核心的問題是，就算我們的通訊基建足以支援 Netactivism，我們又有沒有對不公義站起來抗爭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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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標題為〈網絡起動〉，編輯改成〈網絡爆發力〉，並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06 年 12 月 24 日。
感謝孤草早前開發的網上人鏈，也多謝阿晨通宵趕工，將四方八面的相關資料和紀錄輯於全新開設的網站：保護天星運動到人民自主 — 活動紀錄和資料。最近實在收到太多團體的太多訊息，花多眼亂，現在終於可以清楚知道，究竟有什麼人已經／將會作什麼事。
阿晨在電郵內解說，本來希望為天星事件做一個 wiki，但考慮到大家都未必習慣 wiki 的使用和修改方式，暫時還是先用回比較簡單直接的網誌方式 —— 我贊成這個做法，但長遠來說，我們都不得不思考科技讀寫能力 (technological literacy) 的問題。
上星期，我為《明報》寫了一篇討論 Netactivism （又名 Cyberactivism、Internet Activism ）的文章，本來應該於上星期日（2006 年 12 月 17 日）刊出，但因為需要讓出版面來報導天星事件，看來要到這個星期天才可以見報。我在那篇文章的結尾之處也提到 Netactivism 的入門門檻不低，除了硬生生的經濟條例之外，科技讀寫能力的要求也不低，甚至有複製社會不平等待遇的嫌疑……改天再詳細討論。
以下的小故事，就當我心火盛，居心不良，充滿偏見，故意抹黑香港主流傳媒吧！
時間：2006 年 12 月 16 日下午三時半左右
地點：中環天星碼頭工地外
事件：「城市發展 —— 專業化及草根運動」公開論壇觀眾席後排的小見聞
今午，我們幫忙運送少許物資到場支持絕食的示威者之後，分別散落到論壇觀眾席後的人群之中，細聽論壇講者輪番發言。場內，除了市民，還聚集了各大小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師。
也許是次論壇的討論內容並不吸引這群「專業」的新聞從業員吧，論壇開始沒多久，我身旁駐場採訪的某電視台記者和攝影師已經開小差，忙著跟附近的其他行家「打牙骹」聊天。我不想干預別人的工作方式，也不願評論他人的工作態度。但當我聽到其中一位講者司徒薇分析香港文化仍然保留殖民地思維的言論時，這位記者的反應非常可圈可點 —— 她臉上擠出了半個譏諷的表情，跟旁邊的攝影師笑說：「我真的聽不懂這些什麼文化思維。」然後，繼續閒聊吹水。
坦白說，我對香港傳媒一向沒信心，但總以為問題出於編輯方針，卻沒想像過連採訪的水準也如此低劣。
記者小姐，如果你真的聽不懂，就請你專心細聽，記下不明白或懷疑的說法或字眼，待機進一步追問、發問吧。記者小姐，如果你那樣滿足、沉醉於 —— 或害怕面對 —— 自己的無知，請你另謀高就吧；大家都係打份工，世界上還有很多不用每天學習、接觸新事物而待遇更佳的工作。記者小姐，如果你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領取新聞稿，以現場作布景板，在鏡頭面前拿起咪高峰裝模作樣背誦一段沒親臨現場也能編撰如流的「報導」，不如你返回錄影廠，以後都站在那些可用電腦拿掉、一按鍵就換上現場背景的藍布景前作現場「報導」吧；反正，你人在不在，沒太大分別。
如果你覺得我對記者的要求太嚴苛，雞蛋裡挑骨頭，我想提醒你，就連三歲小孩也會對不了解的事物探究求問：「爸爸，乜野叫黃色暴雨？」「媽媽，點解狗要用四隻腳行路？」
我完全沒法接受連三歲小孩也不如的所謂「專業記者」，也請別要我再降低要求。
轉自獨立媒體的絕食宣言：
1966年4月4日，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站立，進行絕食抗議；當年他身後的鐘樓行將被殘殺的時候，我們亦絕食了。
諷刺的是，蘇守忠當年對抗的是外來殖民政權，我們今天抵抗的，竟然是號稱「港人治港」，自詡「以民為本」的特區政府。
有人說，我們太遲了，我們說，反對的聲音從來沒有間斷，專家及民間另類方案早已完備，政府聽不進去；我們身體力行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我們用身體阻擋過推土機，我們用身體衝破過警察的防線。可是，天星的清拆沒有停止，反而是加速！我們只好以身體再作一次抗爭。
天星碼頭鐘樓一天一天走向滅亡時，我們得到的，竟然是官員一次又一次的謊言，更多讓人昏昏欲睡的文字遊戲，當我們的官員對歷史保存一竅不通，連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的文件也看不懂，當局長孫明揚連「原件搬遷」（relocate）與「重建」也不甚了了，我們不知道還能跟政府說甚麼道理；我們只能再次以人民最樸素的武器 —— 身體，抵抗推土機背後這只黑手。
我們的聲音清楚、瞭亮而直接：
我們要求立即停止清拆天星碼頭鐘頭，讓香港市民的文化遺產、公共空間回歸真正的民主商議程序。
我們要真正的以民為本，我們要做真正的香港人，我們要真正的香港文化。
一班香港市民
200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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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為這些連日來勞累不堪但仍然選擇絕食抗議的朋友傷心、難過。孫明揚局長勸大家向前看，我就順應他的想法，向前看：如果，有一天，你的子孫問你，那些人絕食的時候你在作什麼，我想，你現在可以作決定，或保持沉默，甚至躲在一旁指指點點、嘲諷譏笑，食住花生等睇戲。但我希望你認認真真思考，以行動創造一個自己無愧於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