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巴士上的一場爭執，有意無意，瞬間成為了網絡上最熱門的話題﹔起初不過是某封電子郵件上一條平平無奇的超連結，家人朋友同事之間閒聊攀談的小插曲，勢頭卻愈發強勁，甚至進佔大眾傳媒的領域，報刊、雜誌、電台節目，無不爭相報道，搶先引用事件主角的對白「金句」，全城齊聲哄動。有人從道德層面批評巴士阿叔的粗暴行為。有人責備那個被辱罵的青年。有人討論如果遇上同類情應該如何處理。有人從巴士阿叔事件解構香港人的生活壓力。有人為該片段配上雙語字幕、甚至製成混音舞曲版本。有人設計出一系列阿叔商品。有人歌頌香港人創意無限。對於整個巴士阿叔熱潮，更多的反應卻是出奇的一致﹕荒謬。
對於這種「荒謬」，我們或許可以嘗試將之處於城市生活裏陌生人狹路相逢的處境中去理解。
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西梅爾（Georg Simmel）曾經分析陌路人在公共交通工具裏困室相處的情 ﹕你眼望我眼，但嘴巴緊閉，互不交談。我們對坐，甚或並肩而坐，身體上的距離那樣接近、那麼親密，一舉手一投足都輕易在對方的肌膚上引起一陣短暫的騷動，但彼此之間卻毫不認識，甚至有點希望透過緘默來保持自己的神秘身分。但隨 手機的發展和普及，西梅爾的觀察和分析好像愈來愈站不住腳。
西梅爾所重的是陌生人的眼神接觸，大概沒想過行動通訊技術的出現將會帶來另一番以視覺和聽覺交割主導的新景象﹕我們身旁的陌生人都開始習慣眼望對坐的陌生乘客，嘴巴卻對手機或免提話筒另一頭不存在於這個物理空間內的第三者自說自話。你看了我一眼，繼續語帶哽咽的訴說上司如何偏袒昏庸無能﹔我避開你的視線，別過頭，冷冷的回答說﹕「我想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我現在要求保險公司完全負責這次意外的費用。」一個以過渡為主題的幽閉空間，兩個陌生人，只要再加上兩部廉價的手機，隨時可以演化為一個沒有事前安排約定、影像和聲音極不連貫、精神錯亂似的四人即興聚會。
在這些若有若無的公開聚會之中，我們都不自覺的邀請身旁的陌生人成為自己的觀眾和聽眾，向他們透露自己的背景、問題和處境，有時候動人心魄，有時候惹人煩厭。不論你的反應屬於哪一類──好奇、不安、冷漠、憤怒──我們都需要以某種方式去回應。而現實是﹕我們都習慣了冷眼旁觀，就算是再討厭的行為，儘管內心非常不滿，經歷幾番爭扎，最後還是裝出一副標準撲克臉，以不理不睬的方式去應付。很明顯，「巴士阿叔」事件中那個青年不希望被迫當上前座阿叔的手機聽眾，並作出了一種看似「英雄式」的反抗介入。但如果說那青年男子是一個英雄，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將會在三數星期後被人徹底遺忘的時尚英雄（cult hero），就像現代社會中大多數的所謂「英雄」一樣，他怎樣也做不成英雄，只落得一個在悲劇中扮演英雄、被其他陌生旁觀者攝錄下來公諸於世的荒謬下場。
很多關於「巴士阿叔」事件的討論都談到在公共空間內使用手機時帶來的聲浪、手機對話如何入侵其他乘客私人空間的問題，但好像忽略了這些聲音其實都不僅是音量上多大或多小的空氣振動效果、不是機器轉動運作一般沒有意思的噪音，而是活生生的話語片段，當中夾雜了語調、感情和氣氛，背後都是各有前因後果、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故事。問題是﹕在你我都可能不經不覺成為全城注目的悲劇英雄的時候，我們面對這些來歷不明、電影蒙太奇似的陌生人生活軌，還可以怎樣反應﹖或許，整個巴士阿叔事件之中最荒謬諷刺的地方正是﹕現在我們需要的只是每天擦身而過的機遇，以及一部連小學生都擁有的影片攝錄手機，就可以假扮成二十一世紀的城市詩人，用畫面和聲音寫盡一幕一幕大都會裏光怪陸離、醜陋殘暴的瑣碎幻景，再轉化成數碼影音信號，偽裝成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抒情詩篇，在街道上、車廂內、電腦熒幕前，開出一朵一朵讓人既愛且恨的罪惡之花，帶來一陣一陣在彈指之間隨意發送關掉的寒顫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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